天主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http://www.lnjq.org 2002年06月24日 辽宁教区 字号:T|T
    天主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我们先来看看明清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谈到这个问题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他们带给中国的《万国坤舆全图》、自鸣钟、三棱镜、浑天仪等科学仪器。当时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大都是以数学家、历史家、天文家、艺术家、兼传教士的多重身份来到中国的。他们在传播天主教教义的同时,也把当时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带给了中国,其中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农田水利、矿学、建筑学、物理学、生物学、哲学、音乐、艺术等,从而给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力。在数学方面,明朝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官至宰相)积极向利马窦(时人称“利氏为海内博物通达之君子”)学习科学技术,他同利氏合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创中国几何学之始,我们今天几何学上所用的“点”、“钱”、“切线”、“弦”……等,大都是他们二人所创立。徐光启还在利氏的帮助下编译了《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等。天文历法方面,传教士因着先进的天文科学技术,被朝廷委托主持历局,修订历法,修造天文台,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公历(阳历)就是从清朝传教所修订的100卷《崇祯历》开始的,它取代了当时陈旧的回回历,大统历。可以说,传教士们使得当时仍相信“天圆地方”的中国天文历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更新。农田水利方面,徐光启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在天津等地试办水利及营田事,大大改进了我国农田水利建设,这为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实是一功德之事。农业方面,徐光启编著了我国古代著名的《农政全书》。此书被称为我国“四大农书”之一。文字工作方面,法国传教士张诚撰有《满文字典》,利玛窦撰《中意葡字典》、《中国文法》。音乐方面,作为音乐家的传教士徐日升著《律品正义》、详记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为中国西方音乐艺术的交流做出了贡献。哲学方面,传教士傅泛际与明代科学家李之藻合译《寰宇诠》(讲学宇宙)、《明理探》,这是我国关于西方逻辑最早的译本,张诚译有满文《哲学原理》。绘画、建筑、艺术方面,清朝政府画院中有身兼艺术家的王致诚、郎世宁、艾启蒙等传教士,他们介绍西洋油画,其精湛的绘画艺术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许多画家。在圆明园的建筑中,他们也应皇帝之邀参与其事,从而产生了园内许多中西结合的艺术建筑。这一切的一切,都推动了中国艺术事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值得提及的是明清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利玛窦首先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译成拉丁文传至西方,成为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第一人。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传教士寄回去的大量书信中,广泛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许多中国文学作品也译成西文。以上这些译文广泛在西方流传,给西方以很大的影响,如法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伏尔泰;德国伟大诗人歌德,都借着这些译本受到了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影响,歌德晚年对中国哲学、文学尤为向往。
    
    明清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科学文化所做出的贡献,我国和国际科学界、学术界都有中肯的评价,利玛窦被誉为“西学东浙第一士”、“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第一人”;传教士为处于“学问饥饿”的中国士林带来“丰富的食粮”,“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座标图上画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异色曲线”(参中科院《自然辨证法通讯》1987年第五期)
    
    很可惜,十七世纪末天主教内部发生了“礼仪之争”,触怒康熙,下诏禁教,许多传教士被迫返国,无形中阻碍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接下来,我们看看天主教在近代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中国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改变了。清政府取消教禁,天主教的传教事业随之在近代的中国复兴,创办了医院、学校、孤儿院、残婴院、疗养院等,在中国的文化工作也重新开始。教会创办学校旨在使中国青少年,特别是贫民子弟,有进德修业的机会。
    
    1898年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戊戌维新”运动开始了。在教育方面提出了改革科举、废除八股、举办新式学校等,这实在是我国教育现代化演进上的一大革命。天主教在这次改革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03年教会即在上海建立了震旦大学(即现上海复旦大学);1923年在天津创办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为一体的天津工商学院(现津沽大学前身);1925年在北京创办了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日后成为“首都五大学府之一”。在那时期中国仅有一所国立大学,其它十几所全属教会创办。可以说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是教会在默默地工作中促成的。教会这些大学在抗日期间为中国的抗日文化活动作出了伟大贡献。在王友三教授主编的《中国宗教史》上说:“当时,震旦大学成了各文化机关的保护者,辅仁大学成了地下工作者的大本营”。此外,教会尤重视残疾人和平民教育,设立了多所盲人学校,聋哑学校。至于中小学,几乎凡有教堂处皆设小学,凡有主教公署处皆设中学或师范学校。据统计,1926年教会创办学校总数达15,000所(含新教)。本世纪三十年代大约50%的中国精英分子是由教会培养出来的。
    
    教会在近代中国文化工作上另一个努力的方向是:创办报刊、开设印刷所。著名的报刊有《广益录》周刊,《公教报》、《益世报》(日报)……创办这些报刊旨在“启发民智、改良社会”,它们报导教会消息,谈论政事,发布新闻和社论,介绍科学技术。当时著名的学者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是受了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和阅读了教会的报刊才激发起思想中国之前途。
    
    对于天主教在中国近代上所做出的贡献,《中国宗教史》评:“天主教及其社会事业,成了中国社会及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现代社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方面”。
    
    令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遗憾和惋惜的是,解放后的中国天主教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屡受“狂风骤雨”,它为中国人民所办的教育文化事业也被摧毁、扼杀。清朝的禁教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值得我们深思。同样,这也值得我们深思!今天,开放后的中国,天主教会那颗为中国人民,特别是近八亿平民奉献已力的心仍在,据悉,教会打算耗费巨资在中国重建几所优秀大学和多所中等学校,朋友们,这是有惠于我们这些引起莘莘学子之喜讯。让我们共同向今天躺在马槽中的这位救主祈祷,但愿在他的祝福与护佑下促成此事,福泽亿万华夏学子。
    
    朋友们,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天主教会将会以更大的热忱和努力为中国社会的科学文化发展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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